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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稻田12/26/2008 wsj：政治压力使中国银行业大倒退政治压力使中国银行业大倒退
Victor Shih 在 全球各地，我们如今看到的银行同它们几个月前的样子大相径庭。美国和欧洲的转变最为明显，一连串的并购和政府干预已经重新塑造了金融业。但其它地区也在发生着改变，而且并不总是积极的。尤其是在中国，银行目前正面临着改变业务模式的巨大压力，而这些改变标志着严重倒退。一年前，中国的银行体系给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固然，这些银行仍主要为国家控股，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也无处不在。不过，银行的管理层普遍具有很高的风险意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的监管者也经常会出其不意地到各地分行进行检查。除了最大的一些企业外，银行对向任何企业发放无抵押贷款都非常犹豫。 
Newscom and AFP
不过，过去10年里建立起来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正面临为保增长而放弃谨慎的巨大压力。引发这种变化的因素有两个。首先，全球衰退导致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下降──在11月份，中国的出口出现了近10年来的首次下滑。与此同时，中国许多主要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继续萎缩。 预见到经济下滑的情况，中国中央政府11月宣布了4万亿元（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计划在未来两年实施。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受命在年底前批准人民币1,0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截至12月中旬，大部分钱已经分发出去。这种向经济强制注资的做法将成为未来两年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银行则卡在中间，因为它们要为刺激计划提供大部分资金。在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只有四分之一由政府的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在地方政府因为土地价格下跌而现金吃紧之际（卖地是市政府常用的生财之道），预计刺激计划中剩下的3万亿元大部分都将由中国的银行业负责。银行没有选择余地。大多数银行都必须遵从政府的指令，因为银行业高级管理层都是由共产党任命的。 更为糟糕的是，各地政府也宣布了20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以“补充中央的经济刺激计划”。如果北京和地方政府坚持这些支出目标的话，银行今后两年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为政府投资项目提供数万亿元资金。要提供如此庞大的资金，风险管理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往后站。今年最后两个月，此前朝着全球最佳规范做出巨大努力的中国银行业在中央的压力下被迫大举增加放贷。 由于中国银监会的持续监督，银行还没有完全抛开谨慎心理，但风险管理正越来越成为第二号考虑因素。中国银监会已经向银行微妙暗示，不要过度担忧利润，不要把向中小企业提供的风险较高的贷款纳入主要资产负债表。 一定程度上受此影响，中国银行业正日益在风险防范和政治压力之间做出妥协，通过票据融资而非直接放贷来增加放贷。理论上这能限制风险，因为票据融资一般是短期的，可以轻松转至另一家银行。今年11月中国新增的4,770亿元贷款中，有半数都是票据融资。但票据融资的增长可能会推高未来的系统性风险，原因是银行可能会因为票据融资可转让而在贴现时不够谨慎。另一方面，贷款则一直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 与此同时，如果明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形势恶化，政府可能会倾向于完全放弃谨慎监管。北京或许会下令中国银监会忽视风险目标或甚至取消银监会。这可能会把中国银行业拉回到过去那个唯一风险就是政治压力的年代。 如果不是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界可能会批评此举是朝着计划经济大幅倒退。这类批评可能至少会在中国引发了一些争论。不过，由于全球其他地区都遭受严重的信贷紧缩，导致自由市场国家的政府纷纷出手救助各自金融机构，现在也没什么人有底气批评中国的行为。 西方国家央行已经采取了一度为中国央行所独有的举措，中国的这些举措还曾经招致了全球银行界的嘲笑与讥讽。举例来说，中国央行过去通常会通过再融资操作向陷入困境的银行注入资金，帮助它们偿付债权人或冲销不良资产。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从银行购买问题资产或接受为抵押品。 不管怎样，现在所有人都忙于应付自己的损失，没精力评论中国的政策。但这是个问题，而且并不只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国银行业正承受着来自中央政府要求向经济注资的强大政治压力，而全球其他地区又无暇顾及，保持沉默，中国银行业过去十年取得的许多成就正在付之东流。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撰写了《中国的派系与金融》(Factions and Finance in China)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 wsj：政治压力使中国银行业大倒退政治压力使中国银行业大倒退
Victor Shih 在 全球各地，我们如今看到的银行同它们几个月前的样子大相径庭。美国和欧洲的转变最为明显，一连串的并购和政府干预已经重新塑造了金融业。但其它地区也在发生着改变，而且并不总是积极的。尤其是在中国，银行目前正面临着改变业务模式的巨大压力，而这些改变标志着严重倒退。一年前，中国的银行体系给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固然，这些银行仍主要为国家控股，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也无处不在。不过，银行的管理层普遍具有很高的风险意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的监管者也经常会出其不意地到各地分行进行检查。除了最大的一些企业外，银行对向任何企业发放无抵押贷款都非常犹豫。
Newscom and AFP
不过，过去10年里建立起来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正面临为保增长而放弃谨慎的巨大压力。引发这种变化的因素有两个。首先，全球衰退导致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下降──在11月份，中国的出口出现了近10年来的首次下滑。与此同时，中国许多主要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继续萎缩。 预见到经济下滑的情况，中国中央政府11月宣布了4万亿元（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计划在未来两年实施。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受命在年底前批准人民币1,0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截至12月中旬，大部分钱已经分发出去。这种向经济强制注资的做法将成为未来两年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银行则卡在中间，因为它们要为刺激计划提供大部分资金。在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只有四分之一由政府的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在地方政府因为土地价格下跌而现金吃紧之际（卖地是市政府常用的生财之道），预计刺激计划中剩下的3万亿元大部分都将由中国的银行业负责。银行没有选择余地。大多数银行都必须遵从政府的指令，因为银行业高级管理层都是由共产党任命的。 更为糟糕的是，各地政府也宣布了20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以“补充中央的经济刺激计划”。如果北京和地方政府坚持这些支出目标的话，银行今后两年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为政府投资项目提供数万亿元资金。要提供如此庞大的资金，风险管理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往后站。今年最后两个月，此前朝着全球最佳规范做出巨大努力的中国银行业在中央的压力下被迫大举增加放贷。 由于中国银监会的持续监督，银行还没有完全抛开谨慎心理，但风险管理正越来越成为第二号考虑因素。中国银监会已经向银行微妙暗示，不要过度担忧利润，不要把向中小企业提供的风险较高的贷款纳入主要资产负债表。 一定程度上受此影响，中国银行业正日益在风险防范和政治压力之间做出妥协，通过票据融资而非直接放贷来增加放贷。理论上这能限制风险，因为票据融资一般是短期的，可以轻松转至另一家银行。今年11月中国新增的4,770亿元贷款中，有半数都是票据融资。但票据融资的增长可能会推高未来的系统性风险，原因是银行可能会因为票据融资可转让而在贴现时不够谨慎。另一方面，贷款则一直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 与此同时，如果明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形势恶化，政府可能会倾向于完全放弃谨慎监管。北京或许会下令中国银监会忽视风险目标或甚至取消银监会。这可能会把中国银行业拉回到过去那个唯一风险就是政治压力的年代。 如果不是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界可能会批评此举是朝着计划经济大幅倒退。这类批评可能至少会在中国引发了一些争论。不过，由于全球其他地区都遭受严重的信贷紧缩，导致自由市场国家的政府纷纷出手救助各自金融机构，现在也没什么人有底气批评中国的行为。 西方国家央行已经采取了一度为中国央行所独有的举措，中国的这些举措还曾经招致了全球银行界的嘲笑与讥讽。举例来说，中国央行过去通常会通过再融资操作向陷入困境的银行注入资金，帮助它们偿付债权人或冲销不良资产。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从银行购买问题资产或接受为抵押品。 不管怎样，现在所有人都忙于应付自己的损失，没精力评论中国的政策。但这是个问题，而且并不只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国银行业正承受着来自中央政府要求向经济注资的强大政治压力，而全球其他地区又无暇顾及，保持沉默，中国银行业过去十年取得的许多成就正在付之东流。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撰写了《中国的派系与金融》(Factions and Finance in China)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19/2008 转载－中国改革路漫漫Hugo Restall 三 十年前的这个星期，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告别了毛泽东主义，踏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开创了一段迄今全球最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站在目前的有利位置来看，这个过程似乎异乎寻常的顺利。但改革之路并不顺畅，未来也不会平坦。了解真实的历史是我们探索中国未来何去何从的关键。
Associated Press
邓小平，摄于1978年 邓小平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关键时刻作为“最高领导人”发发挥关键作用。在当时改革似乎陷入泥淖的时刻，邓小平利用自己的个人威望推动了改革继续前行。与此同时，经济改革的最初阶段创造了诸多赢家，却很少有输家，因为当时私有企业还刚刚起步规模较小，与国有的工业集团相得益彰。 邓小平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摸着石头过河”，中国决策者们也是遵循这个方针踏上了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小范围试验在全国推广经常获得成功，例如包产到户政策和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中国决策者们从未规划到外国企业会对中国经济有如此高的参与度，这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由于没有改革蓝图，中国也曾犯下一些明显的失误──中国的股市迄今仍然运转失调，因为股市起步伊始就是作为国有企业的零成本融资渠道。纵容企业家从股市持续获取融资可能会损害到公司的利益，以及那些高价购入股份的股东。 中国的循序改革策略和根本的缺乏共识问题也引发了政治争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仍就改革步伐争论不下，知识界在极小的自由空间内就是否需要政治改革进行争论。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这些辩论受到了政府严厉控制。但在数年时间内，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重上轨道。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自己重塑为包括企业家在内的中国各阶层社会精英的集合体。唯一的政策争论发生在技术精英与他们的庇护网领导人之间，政府同时还通过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收买了后者的忠诚。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中国成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放任政策经济体。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31%下降到11%左右。与此同时，北京还单方面下调关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还精简了公共部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在数年时间里裁减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一些人士预计有6,000万人因此下岗。因此，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复一年地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不幸的是，这段高速增长时期即将结束，而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改革的钟摆目前再次摆回到了意识形态竞争和大政府政策一方。由于中国仍然没有就自由市场改革的价值达成确切共识，那些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人士正转变为欧洲风格的社会民主党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官僚主义开始重建他们的权威。北京确定了通过改进税收体系，带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重新达到20%。去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了20.8%，增幅高达32.4%，远远超过了中国经济11.4%的增速。 政府支出也在迅猛增加，这是意识形态重新转向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标志之一。政府领导人将自己描述成化解所有问题的答案，传达出他们愿意动用公共资源帮助那些被新经济繁荣所抛弃的人群，而不是打算发展新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虽然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规模较小，不过正在迅速发展。考虑到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这可能难以维系。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一段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罕见的程度欢迎外国贸易与投资的时期后，北京正悄悄改变政策，对海外产品和投资设置一些非关税壁垒。中国政府力促缔造新的龙头企业，它们通过各种所有权结构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享受着国有银行提供的慷慨融资。中国新制定的劳动法也远远超过了基本的；劳动保护范围，鼓励工人组织工会，与管理层进行抗争。 所有这些都减少了真正私有部门的机会，而这个部门一直是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推动力。随着增长放缓，有政府背景的官员管理者独享最大的发展机会，社会不平等和不满也应运而生。如果这促使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收买异己，那么经济改革的良性循环就可能演变为政府加大干预的恶性循环。 在政治领域，政府和商业精英的密切关系意味着对共产党的任何新兴反对力量都可能是反商界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证据：在知识界，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正鼓吹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这个所谓的“新左翼”思潮是当下最热门的势头。 过去一年，互联网最终开始展现出成为公民共享信息手段的潜力，民众通过网络互相了解政府腐败和滥用职权的信息，并组织起来寻求补救。但与此同时，网络也成为“愤青”的释放渠道，这些20多岁持民族主义思想的年轻人支持一个更为强势的中央政府。 上述因素并不意味着中国30年的改革道路肯定会遭遇逆转。但一些人从中国过往经济增长中得出的简单直线预测实在是过于乐观了。中国共产党独揽大权所带来的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既得利益者试图阻碍银行体系和股市的发展（这可能有利于企业家），来维护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领域，未来的一年都将非常关键。中国依赖于出口的经济在全球放缓面前尤为薄弱，天安门事件明年6月也将迎来20周年。不过，中国共产党已经展示了其擅于调整自身应对新挑战的一面。我们可以预计，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还会继续，即便改革步伐有所放缓。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编辑。） 12/2/2008 告密－民间语文（五）原文来自百度华东政法吧
如果学生有错，教授也同时有错 支持两个女生。 学生是告密吗？不是，课堂上讲的内容保密？根本不是。 学生做的错吗？没错，有人说了自己不高兴听的事，报警不报警是人的权力，对错由警察来判断。 教授对吗？肯定不对。无论他讲了什么，他的博客就有一种对学生的嘲讽，做为老师应该吗？当然不应该。 教授在课堂上讲的是学术问题吗？肯定不是。如果是学术问题，那学生在课后向他提出意见的时候，他应该耐心解答，而不应该拒绝回答，并让学生不想听就别选他的课，这是什么态度？有这样讨论学术问题的吗？这也足以证明，教授在课上讲的根本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不可让外界知道的东西。 教授为什么不敢把他说的内容说出来？肯定不敢说出来。因为，能接受的人不多。 关于告密，还有一种特别的解释。
乔治@奥威尔说他“看到一个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孩子就用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结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李零先生因此感概说，“古今统治术，全靠驯化——人类驯化人类。”告密是一种训练，目的是让十岁的孩子也学会通过鞭打驯化他人。 要拉动内需，唯一的办法是给公务员加薪地方公务员集体涨工资 河北正处每月补3030元 华西都市报12月1日报道 11月中旬，河南省获准将全省公务员平均每月津贴补贴增加300元。这是该省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第二轮实施方案的一部分。 “薪动”的不仅是河南。这是一个旨在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的三年计划实施的第二个年头。这个计划又被称为“阳光工资”改革。 这个冬天因此成为一些地方公务员事实上的加薪季。 而更大范围的第二轮调薪可能在明年渐次展开。在一些地方官员眼中，这也是刺激消费的措施之一。 地方公务员迎来加薪季 11月中旬，河南省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第二步实施方案获得批准，全省公务员平均每月将增长300元。此前公务员规范津贴补贴已完成第一步改革，省直机关已实现了津贴补贴平均一年2.1万元的标准。此前一周，河南省召开省政府会议决定，批准给事业单位人员预发工资性补贴，全省事业单位人员每月将平均提高300元。 在河北唐山，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也迈出了第二步。根据唐山市的规定，在职人员津贴补贴总水平在上年基础上人均提高600元/月。新工资从2008年1月起执行。这次调整后，普通科员的津贴补贴达到每月2150元。正处级官员每月工资中津贴补贴将达到3030元，加上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每月将达5000元。 中直机关10月末也完成了第二步规范，一个部委下属单位普通科员增长300元/月。这次调整原计划年初实施，但因雪灾、地震等因素而一再推迟。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则是第一次对公务员津贴补贴进行改革。安徽省政府对该区的审核批准是平均一年1.34万，这次规范从2007年7月1日执行。11月19日，同属六安市的霍邱县也决定第一次对津贴补贴进行规范，对公务员实行“阳光工资”。 在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刚刚通过了津贴补贴调整方案，将尽快落实。 这个冬天因此而成为公务员的加薪季节。不过，对于更多的城市来说，第二轮调薪可能会在明年陆继展开。2009年正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3年计划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 无论是进入第二轮调整的河南、唐山，还是正在进行第一轮调整的安徽六安，他们执行的都是一个庞大的3年计划的一部分。 2006年7月，中国实行新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同时开始对中央机关、各省市津贴补贴发放进行清理规范，计划用3年时间，将地区差控制在合理范围，并通过行政手段“削峰填谷”，使同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津贴补贴水平大体相当。 此后，各地陆续开始清理合并公务员收入中的各类津贴补贴，原先“不上台面”的收入被取消或变成“明补”，这也被称为“阳光工资”改革。改革后，公务员工资主要由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和工作津贴、生活补贴构成。前两项实行全国统一标准，由中央财政支付，后两项由地方财政安排，具有一定的浮动区间和灵活性。 从第一步实施情况看，除东部沿海地区一些个别城市和部门外，改革总体上提高了全国800万公务员的收入。第二步、第三步将进一步提高公务员收入。 不同省津贴补贴最高差几千元 据了解，对于各地区公务员津贴补贴标准国家出台了一个范围，平均值不能低于年2.1万元，也不能高于4万元。由于津贴补贴改革是地方自费改革，地方财政承担了更大的压力，规范以后“暗补”变“明补”，原来一部分由单位自己解决的补贴变成了财政支出。 中央对公务员津贴补贴标准有个核算公式：省直机关津贴补贴标准=(省会城市平均标准+全省平均标准)/2，如果省直机关要想达到300元的标准，省会城市就要比平均值高。 这种制度造成了不同省之间、同省不同市县区之间津贴补贴相差最高达几千元。一位去年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深圳司法系统的法警，目前税前工资为8100元，实际扣除各项保险缴费之后工资所得约6200元。这让西部地区同样资历的公务员望而兴叹。即便扣除两地物价因素，差距仍可观。 根据第一轮规范的结果，即使有年均津贴补贴2.1万元这个最低调控线，很多财力弱的贫困地区也根本无法达到。 转载－中国经济中的国家与寡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十个年头,回顾三十年走过的历程,我们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惠及面最广的一次高速经济增长。过去三十年,中国保持了大约9.5%的年均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360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为全世界的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经济繁荣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社会、文化、卫生生活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经济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正如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经济增长并非常态,而经济不增长反而是容易出现的现象。为了对经济增长现象给出合理解释并找到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途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艰难而持续的求索。在早期,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通常体现为机器设备和厂房等物质资本的增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条件,甚至是唯一的来源,这一观点的理论概括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然而,这一理论存在一些明显缺陷:首先,我们不清楚是谁在决定资本积累的数量和种类；第二,假如其他条件不变,受制于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为了维持一定水平的增长率,投资率必须不断上升。这显然无法做到,也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事实不符。 在这个领域,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当属熊彼特(J.A.Schumpeter),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把企业家才能作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原动力,认为正是企业家的“创造性毁灭”推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波浪式上升。企业家不断通过创新提高了整个经济活动的效率,因此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增长的源泉主要不是来自投入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高。此后,库兹涅茨(S.Kuznets)和索洛(R.M.Solow)也证明了这一点。后者利用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数据进行计算,发现投入的增加只能解释产出变化的12.5%,而其余的部分则归因为技术进步。不过,索洛并没有对技术进步给出内生的解释,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外生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罗默(P.M.Romer)等新增长理论的开创者对于技术进步机理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认为,技术进步是个人和企业有意识地投入时间和金钱的结果,换言之,技术进步本身是内生于经济活动之中的。并且,他们的研究也隐含地认为,除非从事技术研究的个人或企业能够获得某种奖励,否则,技术进步很难发生。而要确保这一点,必须建立承担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功能的一系列制度。 在研究企业家才能和经济增长方面,鲍莫尔(W.Baumol)教授无疑是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经济学家。他在许多著作中强调,企业家才能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经济体能否取得很好的增长,关键在于企业家才能是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上面,还是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这类活动有时是破坏性的)上面。鲍莫尔特别指出,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取决于一个社会通行的游戏规则(即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以及由该规则所决定的报酬结构。 鲍莫尔教授在其新书《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里试图解释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形式是最有利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在书中,“资本主义”一词并没有太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是指生产资料的大部分或相当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里而不是由政府拥有或使用这一事实。即使都是拥有这一共同特征的经济体,其经济的组织方式、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以及各种其他要素方面也可能很不相同。他把“资本主义”分成四种类型:“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哪个经济体属于某一种纯粹形态。在鲍莫尔教授看来,最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一种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混合体,因为这种形态的经济体制最有利于技术进步,最有利于新技术的商业化。 鲍莫尔教授对于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寡头型经济体制,乃至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缺陷都进行了深刻剖析。譬如,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尽管在亚洲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然而,它的缺陷乃至危险在于:认为国家导向将永远管用；过度投资；挑选了错误的发展部门或行业；腐败；难以停止向失败的部门或行业输送资源。寡头型经济体制的问题在于:财产权制度偏向保护那些拥有大量财产的人；政策设计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是为了促进少数人(执政者及其亲信)的利益。因此,寡头型经济体制往往导致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和缓慢的增长、严重的腐败、持续存在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等不良后果。即便大企业型经济体制也有管理僵化、不愿意创新和反对竞争与变化等问题。 像东亚一些国家那样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在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以后,如何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一个近来十分热门的话题。2007年国际经济学会曾经在北京召开圆桌会议进行专门的讨论。好几位经济学家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鲍莫尔教授提出了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实现领先性增长的四个条件:(1)易于创设和发展生意；(2)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可以得到良好回报；(3)非生产性活动受到抑制；(4)迫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如何释放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才能,作者也提出了中肯的看法。过去一段时间,许多欠发达国家要么采用了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要么陷入在寡头型经济体制之中,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从这两种体制转向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对此,鲍莫尔教授认为,要摆脱国家主导,需要进行如下方面的改革:(1)减少创办生意的障碍,如简化企业注册程序；(2)使法律体系正规化；(3)改善资本的可获得性；(4)扩大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对于摆脱寡头型体制,鲍莫尔教授似乎持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他认为,这类欠发达国家可能需要迂回前进,首先转变成某种形式的国家主导体制,然后再转向更加强调企业家精神的体制。在此过程中,鼓励这类国家的年轻人到发达国家的学校和企业家型企业来学习和接触做生意的方式,了解创业所需要的法治环境和其他条件,将有助于驱动这种转变。 按照鲍莫尔教授等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做出如下解释:由于在改革初期,中央政府在保持原有体制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包括农村家庭承包制、价格双轨制、财税包干制和经济特区),在原有大一统的僵化体制上打开了缺口,为有创业能力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提高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报酬水平,由此推动了民间创业活动的兴起。正是大量企业家才能转而配置到了生产性活动上面,中国的民营经济部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经济才实现了较长时间的一次高速增长。 然而,我们同样要看到,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所取代,相反,它们逐渐被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重商主义的体制,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配置权,而且通过行政审批权限的设定侵犯了企业家的市场进入权,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许多领域保持着垄断地位。这种体制本质上是鲍莫尔教授等人所界定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尽管也混合了其他三类体制的部分元素。 所以,毫不奇怪,鲍莫尔所指出的国家主导型、寡头型和大企业型体制的各种缺陷与问题在当前的中国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首先,我们正在成为一个对腐败和寻租需要警惕的国家。根据不同学者不同阶段的估计,中国的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30%,巨额租金的存在诱导着人们把大量宝贵的企业家才能用于寻租活动,从而催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腐败的形式也从早先的“官商勾结”转变成近年来的“卖官买官”。根据官方信息,1998-2002年间,各级地方法院共审结贪污贿赂案件99306件,2662名处级以上官员被判刑,较上一个5年增长了65％。其次,由于贪腐问题,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过去三十年,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根据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的计算,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和其他非法收入后,实际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49。而且,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加剧,最富有10％的家庭与最贫穷10％的家庭的消费额比值,1991年为2.42倍,2003年则剧增到5.66倍。最后,本土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受到抑制。根据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的数据,中国的工业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收入的0.56％,大部分工业企业几乎不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活动。总之,缺乏创新环境使得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实现粗放型的增长,而这条道路目前越来越走不下去了。最近两年来,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调研发现,企业家开办新生意的势头明显放缓,有的企业家甚至干脆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放弃了创业和经营活动。 在存在以上问题的同时,当前又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面临着出现经济衰退的危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中国经济必须转型到依靠创新、依靠技术进步的现代经济增长道路上来。换言之,应该设法使企业家才能进一步释放到生产性活动上来。显然,这需要我们从既有的经济体制转向鲍莫尔教授所说的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鲍莫尔教授的论述中获益良多。一方面,加快在中国建立起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另一方面,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和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包括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力,撤销不利于企业家创业的种种樊篱,降低创业成本。我相信,只要真正建立起激励生产性活动、抑制非生产性活动的一系列制度和规则,中国民间所蕴含的企业家才能就一定能够在创新领域得到充分体现,中国走向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12/1/2008 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杨师群是华东政法学院教师。下面是他的博文。 《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 》 今天被领导叫去谈话，说有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等内容，上面已立案侦查。真令我啼笑皆非：政法大学的学生居然还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思路一样，为了告发老师为反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可悲啊！这几个中国的大学生。 记得在上《古代汉语》课时，我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 记得下课时有二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这样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政府的同学，我很敬佩，你们有这样的权利！但为什么我就没有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的权利呢？所以我告诉她们：我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给加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真让我大跌眼镜。 要知道，这种事情如果说它发生在清朝末年，可能还会有人相信；而要说它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五·四"时期，就不会有人相信了。你们知道那时候的青年，已经基本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所以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怪事了。而如今，却依然还会时常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并且就发生在中国的大学里，这就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想到最近中国的学校中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我只有默默地为中国的社会和人民祈祷：什么时候中国社会才能走出愚昧？中国教育才能走上正轨？中国的学生才能比较正常的思维？ 11/28/2008 被失业－民间语文（四）贺卫方被失业中。。。 中国著名法学教授、政治改革的鼓吹者贺卫方，最近因政治压力而失去工作。本台在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自上海报道说，中国著名的法学教授、政治改革的积极鼓吹者贺卫方，因政治压力待业在家。 贺卫方几个月前辞去北大教职，拟依约定前往浙江大学主持光华法学院，但浙大校方忽然受到高层政治压力，表示无法接收贺卫方，他现已回到北京家中。 贺卫方告诉记者，理解浙江大学的难处。他说，目前还在和北京大学协调，还没有确定去处。此前的11月22日，他在博客上刊出启事，称自己已经回到北京，知会各界有人把邮件地址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改回到北京大学。 在北大任教13年的贺卫方，在学界，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曾有北大党员给北大党委写公开信，称，"必须对贺卫方的反党言论严肃处理"，"不处理贺卫方就是北大党委叛党。" 今年7月，《南方周末》上曾刊出报导，"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报导以贺卫方辞别北大接受浙大光华法学院新教职开始，当时的说法是，贺卫方将可能出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院长。 新的浙大法学院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捐资1亿元人民币建设，创新之处在于，它由10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除一位浙大副校长外，其他九人都是当海内外华裔法学家。 《南方周末》的报道说，这些学者的目标是"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 遗憾的是，在贺已经办完离开北大的手续之后，浙大校方居然通知他，浙江大学不能接受贺。贺卫方对记者证实，浙江大学校方受到了不便透露的压力。有传闻说，浙江大学此举是受到了浙江省委下达的命令，而浙江方面则接到了来自更高层级的压力。 在近日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华东政法大学一教授问贺卫方，"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不是说浙大法学院是教授治校吗？"贺苦笑着答道："教授治校？这可能吗？" “事实比评论更可怕”有网友问莫之许，为何你的博客还在，而钱烈宪却被割了呢。
莫之许答曰：事实比评论更可怕。 杨佳之死冉云飞说：
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独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如此明目张胆地不公，对程序正义和法律的公然践踏，却公行于中国社会，杨佳一案必为社会动荡，进一步之酵母，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当然痛惜杨佳的冤死，死得不明不白，我更痛惜他之死增加了许多再也不相信中国法律的人，这才是整个社会向良性发展的障碍与悲哀。 11/24/2008 铁公鸡与硬启动－民间语文（三）铁公鸡 指为提振经济而新增的四万亿投资方向主要是：铁路、公路、机场 硬启动 经济软着陆硬着陆大家都很熟悉了，在经济走向衰退过程中强行提振经济，被称为硬启动。 （特别鸣谢：莫之许） 11/21/2008 〔推荐〕－弗里德曼研究所之争专栏写得这么流畅透辟，值得推荐一下。这就是有立场和有风格的写作。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John Kay) 2008-11-21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正在募集2亿美元资金，筹办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研究所，以此纪念该校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此举引起了争议：一帮教授上书校长，声称“许多同僚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恶名感到苦恼，尤其是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那里，面对我校的负面形象，同僚们不得不经常出面维护学校声誉。” 这通说词有何错谬之处，只需略作改动便一目了然：“许多同僚为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恶名感到苦恼，尤其是在大多数商界团体。在那里，面对我校的负面形象，同僚们不得不经常出面维护学校声誉。” 像芝加哥大学这么伟大的院校，不应为了迎合特定的赞助者而接纳或排斥一种思想。高等院校信奉一种思想，是因为它有趣而重要，而不是因为其思想渊源或政策后果。这是大学区别于宗教机构和政治党派之所在。 弗里德曼的支持者连忙挺身为他辩护。他们义正词严地指出，弗里德曼的著述提高了芝加哥大学的声望。不过，我还是不会捐款给弗里德曼研究所。弗里德曼的简练与夸张，在拥有他这样的才识和开创性的人手中，可谓激动人心、发人深思，但放在才能平庸的追随者身上，就变成单调乏味了。但关键问题不在于弗里德曼是对是错，而是以弗里德曼之卓越及其思想之重要，是否当得起以上述方式来纪念他。这一点不容置疑。 假如大学里只教授弗里德曼思想，那将是可悲的。但学者大都崇尚自由，不会让这种局面出现。富人往往有保守倾向——所以芝加哥大学的募捐目标才会这么高。但无止境地要求成功人士“宽厚为怀”，也确保了有募集经费用于全球贫困与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思想多元化与财源广开，向来是科学进步的关键。 那么中央兰开夏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的教授们呢？当学校要开设替代医学专业时，他们一样上书反对，结果导致英国唯一的顺势疗法学位课程胎死腹中。师生们的感受容易理解。有些学生获得学位是通过研究基本粒子，或通过分辨民事索赔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区别；还有些学生是通过研究足底压迫点，或者通过掌握阴阳之别而获得相同资格。我同意以下看法：物理学家和法学家的成就，会因他们与补充医疗学家同校毕业而减色。 多元主义与赞许空谈之间的差别很微妙，只有无畏无知之辈才总是认定二者泾渭分明。多元主义是学术严谨的标志：承认自己并不赞同的各种观点有其意义。这种学术宽容如今过于稀缺。无论是在校园还是在交易所，抱着相同价值观和见解的人群都高度集中。互联网和媒体分化，使你的信息来源更容易局限于自己已知的渠道，所接触的观点更容易囿于原有的观点。 但包容不同观点并不意味着不分青红皂白。承认同一迹象可能存在不同解释，与仅仅因为某人抱持某种观点就尊重这种事实上缺乏依据的观点，两者存在区别。这就是为什么创建弗里德曼研究所对于一家名校是合适的，而开设顺势医学专业即便对于一家二流大学也是不合适的。 译者/岱嵩 11/19/2008 真是无法无天
其实有些事每个人都可以做，比如不用百度。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还能得到更好的服务排名丑闻令百度承压百 度在线网络技术公司(Baidu.com)受到了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批评，这家中国最受欢迎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可能因此打击而面临更艰难的处境。中国政府控制的中央电视台(CCTV)上周六报导，百度让非法医药公司通过竞价排名占据了搜索结果的显著位置，从而将政府批准的合格医药销售企业压到了不起眼的位置。 百度周二晚间发表声明称，已撤销了部分客户的竞价排名，尤其是未向百度提交许可证文件的医疗和药品客户，这些客户约占总收入的10%至15%。百度称，这些客户可在提交许可文件后重新使用竞价排名。 虽然此事似乎已告一段落，但百度的股票在低迷的市场中可能难以出现反弹。周一，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百度股票下跌了25%，周二收盘下挫3.97%。 此前，百度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部分媒体和网站论坛曾称，百度在毒奶粉事件中通过屏蔽负面文章的链接帮助部分中国奶制品公司逃避公众的监督。百度否认了这些指责。 所发生的这些事件都给谷歌(Google)带来了机会。谷歌在中国网络搜索引擎领域排名第二，市场占有率为27.8%，百度的市场份额为60%。 以周一的收盘价计算，百度股票基于2009年预期收益的市盈率为18.5倍，看起来依然较高。谷歌基于预期收益的市盈率为13倍。 但如果关键词丑闻对中国消费者产生深刻影响，那么估值就不会再是百度股价的决定性因素。 Andrew Peaple 11/12/2008 脑残－民间语文（2）一种疾病，诊断标准如下：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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