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将至，物价仍然上涨不止，中央政府终于决定出手管制物价。1月9日，国务院决定，成品油、天然气、电力价格近期不得调整，供气、供水、供暖、城市公交等公用事业价格以及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不得提高，保持医疗服务价格稳定。1月16日，发改委再次出手，规定粮、油、肉、乳、蛋和天然气生产企业如果要涨价，需要申报，大型批发零售企业调价超过规定幅度，需要备案。

这是多年以来中国首次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物价。进入21世纪以来，只有2003年SARS爆发期间，发改委曾对84消毒液等防SARS用品的价格进行过管制。

 

全面通胀来临

价格管制坐实了一年来对全面通货膨胀的担忧。从2007年7月起，CPI（消费价格指数）连续超过5％的“警戒线”，8月份以来，涨幅更是连续5个月超过了6%。1月24日，国家统计局宣布，2007年全年CPI上涨4.8％，距离5％只有一步之遥，而较之于2006年，全年CPI涨幅提高了3.3个百分点。

进入2008年之后，物价涨势不减，1月上旬，36个大中城市豆油、猪肉、牛肉和羊肉零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58%、43%、46%和51%。鉴于CPI指数中没有纳入房产价格，且汇率受到管制，经济学界认为，实际物价涨幅还要高于CPI数据。

春节临近，非市场因素也在推动短期物价上涨。由于“拉尼娜现象”的影响，近期全国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1月25日，上海市区普降中雪，部分区域的青菜价格应声而涨，从每公斤0.5元飚升至2元，上涨了4倍。罕见的雨雪在全国尤其是中西部造成了大范围自然灾害，导致多起恶性交通事故；许多公路和一些铁路路段因为天气原因被封闭。运输困难是传统的导致物价上升的因素。这使得保持节前物价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

价格管制显示了中央政府对物价上涨的担忧。2007年8月的CPI达到10年来的高位时，经济学界发出了“通胀”的警告，但相关部门否认了“全面通胀”的说法，认为CPI急速上升仅仅是猪肉短缺和食用油涨价的产物。而管制政策出台之际，发改委负责人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承认，群众对物价上涨“反映强烈”，社会心理预期已经大受影响。

涨价的原因似乎仍然有分歧。在解释管制政策的出台原因时说，发改委负责人没有提到货币问题，只是说“不合理涨价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如果一家企业既不欺行霸市，也不强买强卖，那么要判定它的涨价行为是否合理，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绝大多数发表意见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并非奸商横行，而是人民币发行过多。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论认为，货币发行的增长率应予当年GDP增长率保持一致。2007年中国GDP增长11.4％，而货币发行增长17％，这被认为是引发通胀的首要原因。

实际上，人民币发行量2003年开始快速增加，到2007年同比增加17％，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和央行的不安。

为了吸收流动性，央行去年共发行了超过5万亿的央行票据，全年加息6次，又数次出手提高银行准备金率，然而不改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尽管取消了多个产品种类的出口退税优惠，但贸易顺差仍然突破2600亿美元，这使得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5千亿美元。仅此一项，就大大抵消了吸收流动性的成果。

 

脆弱的管制

但保证一个物价平稳的春节，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对为数众多的低收入家庭来说，高企的物价让这个多年来最寒冷的春节，变成了一个不小的经济负担。这增加了主张价格管制的意见的音量。但经济学界对行政管制普遍持谨慎态度。

《财经》杂志引述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的话说，防止串谋涨价的确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政府应该止步于此，直接管制价格就是越位。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坚持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根源在于人民币发行太多，用管制商品的价格来治理通货膨胀，是南辕北辙，不可能有效。茅于轼曾以非洲的津巴布韦为例，说明价格管制无助于缓解通货膨胀。津巴布韦最近两年通货膨胀严重，最后总统下命令，一切物价统统减半。老百姓热烈拥护减价政策，纷纷走上街头帮助政府检查商店的价格。但结果事与愿违，商店经营亏损，纷纷关门大吉，造成生产进一步萧条，失业增加，最终局势濒于失控。

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也说，抑制通胀的关键在于收紧货币供应、减少银行信贷、遏制大量的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及股市。同时要改善不合理的CPI指标，使其真正反映实际经济生活的变化与趋势，才能作为判断与决策的依据。

许小年认为，不许涨价可能逼着厂家以次充好、缺斤短两或者消减产量，甚至退出市场，如果因此发生供给短缺，深受其害的还是消费者。

1970年代后期美国价格管制的失败，大概最能说明许小年的观点和价格管制的脆弱。1971年，美元放弃金本位制，导致物价在战后第一次骤升，引发民众恐慌。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冻结工资和部分物资价格90天，90天后，限价政策又扩展止其他商品。但好景不长，亏损经营的企业纷纷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逃避限价，或者干脆停产降低损失。1974年，限价政策有所松动，美国物价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之后，继任总统的福特召集议员商讨应对之策，开会前有白宫牧师领头祷告，祷文说：“愿我们不仅有办法对付通货膨胀，而且可以控制它。不仅可以控制它，还可以彻底驾驭它”——然而，一切都是白费功夫，美国当年物价涨幅高达12％，通胀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在1970年代后期把美国拖入了一场全面衰退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终结了战后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

 

两难到何时？

相关企业一旦违反价格管制，将面临行政处罚，但让人担心的并非企业对管制政策阳奉阴违，而谁来补偿限价对企业利润造成的伤害。

发改委说，“没有正当理由，各级价格主管部门不得要求企业亏损经营”。这句话传递出危险的信息。其一，限价的确有可能造成亏损，其二，政府有权（如果有“正当理由”）强制企业亏损经营。

这对那些被纳入限价范围的企业来说，这显然有失公平。还有人担心，限价政策会像一种传染病，进入到越来越多的领域。

“一旦政府为消费品制定最高价格，它就必须介入生产品……进而越来越深入到生产过程中，为所有生产品都制定了最高价格”，有人引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米瑟斯的话说，限价的终点就是限制工资，因为“没有工资管制，政府的‘成本控制’就没有意义”。

也许是为了打消这种疑虑，发改委强调，价格管制主要针对大企业，且是临时性的和辅助性的措施。通告说，在物价涨势缓解之后，将解除管制。

发改委没有给出管制的时间表，很难预计这个政策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但有多个机构推测，2008年的物价走势仍然不容乐观。《财经》引用中金公司的预测说，2008年CPI涨幅可能达到在5.0％—5.5％，回落速度将低于市场预期。

在春节前实施价格管制，首先是要保证一个物价稳定的春节。但管制不大可能随春节长假一起结束。由于抑制通胀和降低物价涨幅需要一个较长周期，人们担心，价格管制因此可能长期存在。

在美国，从发现通胀到调控见效，一般需要两年时间。即使在以行政调控见长的中国，调控也需要一个较长周期。1994年中国通胀率高达24％，两年后调控才降到8%，而代价是GDP下降了四个百分点。茅于轼引用已故的货币理论大师弗里德曼的话说，通货膨胀好像喝醉酒，喝的时候非常痛快，但是治理的时候非常痛苦。

一切干预价格的政策往往都是一把双刃剑。很多人还记得1988年和1994年的通货膨胀带来的严重后果。1988年，中央政府力推“价格闯关”，通胀引发的社会动荡最终使这次价格改革中途夭折，而为了治理1994年的通胀，华南的房地产业曾受到了重创。1990年代后期，市场定价机制逐渐成型，除了资源如成品油、天然气等领域仍奉行政府定价，到2008年，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是市场本身形成的。这被看成是改革开放30年里最重要的收获。现在有人担心，没有时间表的价格管制政策，可能伤害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

延伸阅读－华尔街日报：极端冰雪天气影响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最差教材
　　刚刚在网上得知林默涵先生于2008年1月3日逝世。人都死了，我不太忍心说什么不三不四的话，愿他安息。林默涵一定很高兴能够与毛主席同志（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毛主席姓“毛”名“主席”）重逢，他们在那个世界上的同志肯定远远超出这个世界。

　　知道此公的大名，是在中学。对于中学生来说，教材是最为神圣的经典，一登龙门，鸡犬升天。我所使用的语文教材未必是“史上最差教材”，但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差教材”，这或许跟我的中学时代是从1988年开始有关。此前的教材同时选了鲁迅的《“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等到我使用的时候，王蒙的文章就被删掉了，只保存了鲁迅的大作。（写到这里，突然意识到，自己对版本的敏感最早就来源于教材，我经常会翻两个姐姐的课本，有的课文觉得不错，就盼着自己到时也能学到，终于熬到时间，发现那些课文被删掉了。）我从本能上不太同意鲁迅的这个观点，但鲁迅是大师，王蒙的文章既然被删掉，那就说明不合时宜，于是我也就相信鲁迅了。现在想来谁对是错倒是其次，关键是此前的教材把两种相反的观点并列排出，让读者自己选择，我所使用的教材却把其中一个观点变成标准答案。

　　暂且不说1989年之后临时增发的语文补充教材（那套“白皮书”很有收藏价值，可惜我没有保存，现在记忆有些模糊，只记得一篇文章提到四通公司），在正式的语文教材中，除了林默涵、魏巍、彭荆风，还有杨朔、陶铸、峻青、杜鹏程、王愿坚、吴伯箫等等，熟悉国情的知道是语文教材，不熟悉的以为是《解放军文艺》。据说这些先生的文章现在大都在课本中消失了，有的同志很怀念，这让我相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确实存在的。

　　对彭荆风的重新认识，是看到他批判莫言《丰乳肥臀》的系列文章，杀气腾腾。在我的印象中，入选教材的作家不是已经去世多年的大师就是行将去世的大师，即使健在，也多半颤颤巍巍，已经不能再写文章，要戴着助听器才能听到别人的声音。看到彭荆风依然冲锋战斗在第一线，打打杀杀，他在我心中德高望重的位置从此一落千丈。

　　林默涵和魏巍，这对“同志”似乎形影不离，他们的代表作当推《中流》杂志。我一直不赞同《中流》停刊，这份杂志的存在可以提醒我们“告别文革”如何艰难。就像我一直认为朝鲜应该存在，可以让林默涵们移民到那里，体验一下生活。在中学时，还曾被强行要求背诵《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最后一段：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我背诵这些排比句的时候，确实很羡慕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的“你”，也很羡慕喝完一杯豆浆的“你”，因为那时的我根本没有见过电车，也没有豆浆。羡慕之余，还有些纳闷，“你”刚刚提着书包走向学校，转眼之间，“你”就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了，典型的早婚早育，“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之后才是和爱人悠闲散步，难道“你”是未婚先育？有时候，想想自己用过的“改革开放以来最差教材”，就忍不住愤怒起来，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索赔，索赔我们的童年精神损失费。

 

据说俗语反应了文化的本质。中国有些俗语听上去很通达——比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中国文化的本质决没有听上去那么通达。一对感情破裂的夫妻去民政部门办离婚手续，办事员就要求他们当场证明感情确实已经破裂了，如果证明不了，就不给办离婚手续。这种事情现在听起来很无厘头，其实直到前几年还很常见——中国一直把“合”当作至高无上的正面价值来追求，却对“分”很不以为然，因此造成了——或者说延长了——很多人的痛苦。很多人欲离婚而不得，感到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民政办事员一点也以为自己做了孽，相反，她们活得特别心安理得。对她们来说，这不是滥用行政权力，而是对社会风气、社会道德——也就是更多数人的利益——负责。

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时候，如果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往往会说这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民政局要求前来离婚的夫妇证明感情破裂就是一例。而如果行政权力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行政机关就会说，这样做是为了更长远的社会利益，信息产业部要为漫游费定价就是一例。

手机用户要求取消漫游费，但是信息产业部不同意。他们重申当年设置漫游费的原因，也即漫游的成本问题。

手机漫游的成本据说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漫游地企业接驳电话的成本，一部分是漫游地企业的基建成本。前一部分成本，移动和联通自己也承认，接近于零，可以忽略不计。如今漫游费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支付漫游地通信企业的基建成本。中国移动通信网络和中国的大多数高速公路一样，是分省建设的，所以，漫游费的性质和高速公路的过路费性质是一样的。既然高速公路能收过路费，移动和联通为何就不能收漫游费呢？

不妨讨论一下漫游费和过路费的不同。过路费有四个特征：收费有法律依据（《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收费有特定目的（还贷款），收费是暂时的（有时间表），收费是有标准的（根据公路一次性投入的基建成本核定）。漫游费也有四个特征：收费没有法律依据，收费没有标准，没有特定目的，收费没有时间表。因为这样四个特征，漫游费该不该收，该收多少，该收多长时间，收了用来干嘛，全部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信息产业部说了算。

如果在一个竞争充分的市场里，企业享定价的自由，这种情况不值得惊讶。如果中国移动通信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移动和联通尽可以在漫游费上漫天要价——这纯属企业的经营自由，而消费者要做的，也不是在网上声讨漫游费，而是用脚来投票。但不幸的是，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并非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相反，这是一个竞争非常不充分的市场——如果不说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竞争的市场的话。

中国的手机用户人数世界第一，但因为市场没有开放，中国的手机用户远远没有享受到最好和最便宜的服务。既然漫游费是一桩无本生利的生意，等于政府强制手机用户掏钱来补贴移动和联通。

那么，我们补贴的又是两个什么样的企业呢？实际上，这两个企业的盈利水平远远高于中国企业的平均水平。2007年中国移动上半年盈利379.07亿元，同比增长25.7％，中国联通则增长了39.8％。另一个数字显示，2002年以后，全国的移动业务均已盈利，税后净利润率均达到20％以上。移动和联通遍布全国的营业厅都很豪华，它们的员工工资远远高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中国移动是跻身世界五百强的中国企业——大概是极少享受行政补贴的五百强企业之一。

月底要举行的“漫游费上限”听证会，只能说明与垄断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行政意志是多么顽固。但我想，有一些问题还是听证会无法回避的：信息产业部是根据什么标准制定出漫游费价格的？作为政府部门，信息产业部认为，维持而不是取消漫游费，尽管牺牲了手机用户的眼前利益，却有利于更长远的社会利益——但是，除了垄断企业的利益，还有什么样的长远利益，可以让中国亿手机用户的当前利益，就这样一直牺牲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