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拍得很好。成庆的影评写得也不错（见本周四上市的新民周刊）。

音乐很感人。可惜，我认识的人里没有歌剧爱好者，所以不能够真正来谈谈这部电影的音乐。

至少出现了两个摄影机从空中俯瞰城市的全景镜头。在一篇土黄色的楼群中，一条灰尘仆仆的街道将视线引导向远远的天际，在那里，淡蓝的天光与白色的云影相交织。景象很平静，但可以与很多伟大的电影相媲美。在很多伟大的电影里，正是通过少数贯穿影片的安静的镜头，使电影的色调与节奏得到了定义。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中国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什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代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踏人的马蹄，受害无级。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 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捷克独立，匈牙利独立，犹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边土，亦建立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 中国呢？也醒觉了...... 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蕃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 毛泽东《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 -- 湖南共和国》
 
 
"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 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单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说有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 一般散沙'。 如何除去各省自治的障碍物，我认为这障碍不在督军，而在许多人要求的'统一'。我以为至少要南北对立，这是促成各省自治的一大关系点。倘若统一成了，新组国会，制定宪法，各省自治必多少受宪法束缚。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政象，竟如清末一样，国人对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坏。"
---- 毛泽东《反对统一》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
（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

----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问题与政权问题上，包含着联邦的问题。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府。"
----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民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各少数民族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0％。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
---- 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
 
“长征的时候，我们最对不起的一个外国就是西藏！”
---- 毛泽东接受斯诺访问时如是说。

 特别鸣谢：段公子
 一般鸣谢：黄教官

3-14以来，很多爱国青年忙于指认和鉴定汉奸，如果把他们指认出来的汉奸排成一队，可以绕地球若干圈。从好的方面说，这足以证明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位爱国青年可谓爱得其所。从不好的方面说，在爱国宣传如火如荼的这些年里，仍然出了这么多汉奸，可见这些年口头上讲两手抓，但已经一手硬一手软，被帝国主义趁虚而入了。

此处按下不表。单说鉴定汉奸也是一门学问。有些朋友认为那些拿着“汉奸”二字的戳子戳人的都是脑残，大脑用来养金鱼的，我不倡导这样的批评。事实也不然。很多爱国青年还懂得经济学。从他们对谢国忠先生的批判里，就可见一斑。

 点这里，鉴定谢国忠是不是汉奸

1.爱国有利于长睾丸说

美国howard stern在他的节目骂人也很过瘾，曾经有菲律宾人要控告他诽谤之类，他回答说你们这帮软蛋在菲律宾被马科斯那个混账东西给整得多少年都连个屁都不敢放，怎么现在到了美国，哟？都突然长出睾丸来了不成？

2.爱国爱成特务说

QQ群里到处弥漫着5.1那天要砸车、各小区贴宣传单、集体挺进家乐福挑东西不结帐、甚至砸店……而最可气的也是最让我脸红的就是,绝大部分人被网络特务成功地呼吁了以下一种破坏家乐福的方法:买一大堆海鲜\雪糕\,把小推车随便一扔,走人!你这么做和那些暴徒有什么区别?!你正在被人利用你知道吗?!具可靠消息已经有 20万人的各国特务和国内叛徒渗透到了全国各地散发和挑拨群众，进行打砸抢等活动，甚至还会伤人杀人， 到时候这些屎都会扣到中国身上，都会扣到中华民族身上。

3.爱国源于恋母说

对于目前，我老是想到这么一个情景：一个牛高马大的成年男人，教育一般，性生活质量一般，却常常沉浸在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澎湃感动之中。不管别人给他们家提什么意见，统统都被理解为对他母亲的歪曲报道和恶意攻击。这回好不容易家里大宴宾客，于是见人就喊一句：我爱我妈！

 

红心的故事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钱钢

红心——红心是什么？网络游戏？手机图片？中国大陆一种萝卜或咸鸭蛋的品名？说不定，你还听到潮起潮落的股市上有股民说：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你还记得——也许根本不知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员毕业学生上山下乡的口号。那一代人还会说“广阔天地炼红心”、“一颗红心忠于党”、“红心献给毛主席”，还会唱：“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红极一时的红词和红句，于今安在？“突出政治”、“反修防修”、“世界一片红”、“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它们烟飘云散许久后的一九九二年，我开始使用电脑。这时听说，有人在用电脑解析整本《红楼梦》，探寻这部名著的语言奥秘。二〇〇一年，我卸下《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一职；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电脑前，学习用光盘，对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作计量分析。

我寻寻觅觅，追索那些红色口号。它们在历史的某一刻呱呱坠地。渐渐——有时会突然，越长越高，甚至疯长成巨兽哥斯拉（Godzilla）。它们也会衰竭，染病，被冷落或是遭遗弃，渐渐——有时只在一夜间，夭亡，消失。它们还会变形。有些词失踪了，可是冷不防，你还会撞上它的游魂。

    确切说，“红心”不是口号，是各种口号里频繁出现的热词。它语义朦胧，包罗万象，但却曾是一个影响过几亿人的图腾。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所说，“说理和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

     “红心”的生命轨迹是这样的：

这是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红心”在解放军报历年被使用文章篇数的变化曲线。在文革时期，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两报一刊”，是毛泽东号令天下的最重要传播工具。它也是我从事新闻职业的第一个媒体。

我考证过“红心”的来历。人民日报创刊于一九四六年。截至一九五七年底，仅在一九四九年，发现一个与后来的用法勉强相近的“红心”[1]。早期军队文艺作品中偶有“红心”这字眼[2]，并不流行。解放军报一九五五年创刊，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报纸上，“红心”，指的是战士打靶的十环靶心；“命中红心”，象征高超的射击技能——无独有偶，台湾国民党军也有完全相同的说法。

不过，“红心”盛行之前，中国人的辞典里却有“黑心”：“黑心商人”、“黑心的汉奸”……。一九五七年夏天以后，报纸上“黑心”多了起来。“右派分子的黑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心”……。在革命阵营，黑，象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丑恶的主义。而“红”却正相反。“红旗”、“红军”、“东方红”，红，代表所有被崇尚被讴歌的事物。

政治话语也是一种植物。从古老的忠奸分明到现代的红黑对立，“红心”的种籽已在。一九四九年后，社会主义改造扫荡旧的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思想，“红心”有了土壤。反右的气候使它破土而出。

一九五八年，作为政治词语，“红心”降生了。

这年四月六日，解放军报报道，某医院高级知识分子主动开会向党交心。为了表示交心要交得勇、交得诚、交得深、交得透，他们举着红旗和一颗大红心，在全院游行。[3]无独有偶，四月十九日，乌鲁木齐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举行“自我改造跃进大会”，向党交心，决心改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立场，终身效忠社会主义。会后，敲锣打鼓游行。走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门口，向区党委书记敬献了用红布、红纸做成的红心。[4]此种形式被各地效法，北京民主党派举行交红心游行，民盟的队伍高举纸糊“红心”，率队者沈钧儒。

    这就是中国大陆传媒上“红心”一词的词源：在反右运动中，作为“黑心”的对立面，“红心”降生。

一出眼花缭乱的大戏，从“号召”人民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开锣，到把五十五万说了几句真话的人打成“右派”、使数百万人受牵连打击落幕。朱正先生在其所著《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一书的结尾写道：

没有人再提意见。

通往大跃进的道路打开了。

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

“红心”问世，起初实有其物（从民间女红、剪纸中移来），此时被赋予政治意涵。它开始的语义是“听话”。紧接着，便是“奉献”。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到处是驱赶麻雀的锣声和小高炉炼钢的滚滚浓烟。一些来自农村的官兵，对土改后家中已有的骡马和鸡鸭突然“归公”心存抵触。军中广泛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要让他们认清：“革命战士火红心，党的立场最坚定，个人得失云霄外，一心一意为人民。”[5]

　　为“胡闹经济”、“命令经济”埋单的是数千万条消失的生命。那时的“红心”，意味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无条件拥护，意味着克己、灭私。“红心”后面的动词，多是“为”、“献”、“交”，而宾语，则几乎全是“党”、“祖国”、“公社”。

    童年的我们被告知，国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际上又掀起了反华大合唱。敢于对抗美国的古巴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古巴人民也有和我们一样的红心。于是之、英若诚等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激昂地朗诵：

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出了号令，

　　号召人民以铁和火来回击敌人！

　　七百万颗红心一个意志，

　　七百万支枪口，对准这批帝国主义的雇佣兵……[6]

    巴西也和我们作对，以间谍罪名拘禁新华社记者和贸易官员等九人。全国各报连载长篇通讯《九颗红心向祖国》。我至今还能记得，有个反迫害记者的名字是王唯真。[7]

    文革爆发前，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先进典型”，他们都是“红心”的代表，有的至今仍为楷模，例如雷锋。当时公布的“雷锋日记”云：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幸福，就是入火海上刀山，我也心甘情愿！就是粉身碎骨，也是赤胆红心，永远不变！[8]

在解放军报工作时曾遇到过一位总政治部的老干部，他参加过对雷锋事迹的“挖掘”。我在八十年代亲耳听他说，雷锋日记是经过“加工”的。所以，后人读到的雷锋日记，并非字字真迹。

那时代，报纸上彷佛时有书法展览。每出一个英雄，党、国、军领导人便纷纷题词赞颂。解放军战士欧阳海，拦惊马救列车而牺牲。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赋诗：

向欧阳海同志学习：赴汤蹈火如需要，脸不变色心不跳，毛主席的好战士，说得出来做得到。曾经跳入冷水井，救出小孩非由请，又曾跑进大火房，背出邻家老大娘。见义勇为出天性，生平只知干革命，一本毛选不离身，书能活用可通神。舍生冒险救车祸，百千人命得安妥，忘我精神世所钦，钢铁意志火红心。[9]

董老喜用“红心”。有时为押韵，他便以“赤”代“红”。如在赠给海军轮机兵麦贤得的诗中，他写道，“不怕死在眼前迫，毛泽东思想哺育此心赤”。[10]

麦的事迹惊心动魄。报道称，在台湾海峡一次海战中，他头部被弹片击中，脑脊液外流，在神志不清、脚步不稳的时候，仍坚持战斗三小时，居然能够从密如蛛网的管道中和千百个螺丝里，检查出一个震松了的小螺丝钉，创造了无法从生理学上找到答案的奇迹。[11]董诗给出答案：“思想若能革命化，五官百骸听驱策”，十分切合当时流行的“精神原子弹”之说。“钢铁战士”麦贤得的日记也被报纸刊登。日后谱写大量毛主席语录歌的音乐家劫夫，专为麦贤得的日记作歌《掏尽红心为人民》。

报纸告诉人们，红心不是与身俱来的。取得红心的办法很多，“归纳起来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学好毛泽东思想。”[12]有个从大学参军的士兵，入伍后感到屈才。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是受了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他写了篇学习心得，题为“换心记”。他写道：“入伍后，我换了一颗心（把私心变为红心），这颗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换的。”[13]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解放军中最流行的词语有“高举”、“紧跟”、“突出”。有红心，必须“高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必须“紧跟”——紧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必须突出——突出政治。一九六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从元帅、将军到士兵，一律无差别地佩戴红帽徽、红领章。那时有支名为《全军上下一片红》的歌子非常流行：

　　   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全军上下一片红，颗颗红心忠于党。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红光闪闪照四方。

　　   继承红军好传统，学习红军好榜样，红色军队代代红，颗颗红心向太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千年万代放红光。

    少年时代的我喜欢这首歌，那么多的“红”，听得让人血脉贲张。就在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们一个猛子，扎进了红得不能再红的文革红海洋。

一九六五年全年，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使用篇数是一〇三篇，一九六六年达到了二二七篇。许多此类文章，和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有关。那时满眼是这样的句子：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帽徽和领章是红的，我们的心是红的，颗颗红心向着您”……

“千万遍欢呼毛主席万寿无疆　亿万颗红心飞向毛主席身边”……

　　“千万双眼睛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高高举起，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

    文革，各式红色口号喧哗升腾。在一九六七年的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继续攀升，达到二四一篇，一九六八年，再翻一番——四九五篇，一九六九，四八二篇。这是“红心”传播的巅峰期，它像符咒，通过报纸、广播、样板戏[14]，在痴狂的人群中播散。

下面的句子，摘自一些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发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毛主席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忠于您！蘸尽东海万顷水，写满蓝天千里云，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表达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信仰，无限忠心！我们生为捍卫您而战斗，死为捍卫您而献身。为捍卫您，鲜血染红革命旗，生命献给毛主席！为捍卫您，我们刀山敢上；为捍卫您，我们火海敢闯。海枯石烂，我们忠于您光辉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我们高举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动摇！（甘肃）[15]

　　     您和您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四川在京学习的革命战士，喜讯传来，全省军民心潮似海，激情如火，红心涌向红太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读您的书，永远听您的话，永远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做您的好战士！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您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四川）[16]

我们井冈山儿女坚定不移地表示：天变地变，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决不动摇！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永不丢！对毛主席的指示句句照办，字字照办，永远照办！（江西）[17]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盛大节日里，祖国南方大门的儿女，红色宝书贴胸口，豪情洋溢喜泪流。……四千万颗红心迸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四千万颗红心凝结成世界上最美好的祝愿：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广东）[18]

    “红心”的传播达到顶峰时，定义归一，即“忠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剧场，亿万人竞相献艺，把世上最美好的语言全部敬奉给毛，而把最一切毒咒喷向毛的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这时成为最大的“黑心”恶魔，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苏有位不识字的农妇顾阿桃，据报道，她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用图画画出“读书笔记”。文革初，报纸整版刊出她批判刘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漫画和发言，题为《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其中，刘少奇号召学习马列竟也成了罪证：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黑心黑肺黑肚肠，写了一本黑《修养》。……黑《修养》里借口要共产党员“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不提我们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我们当毛主席的好学生，目的就是要我们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19]

如果不回到彼时彼地的历史现场，后人怎么可能理解这种逻辑？面对光天化日下的错乱，那时的实情是：有人热泪盈眶地服膺，有人不假思索地跟从，有人怀着忧悸，在大合唱中隐身自保，有人——那种每个时代都不缺少的精明者，则不问全信、半信或不信，皆本能地加入高呼，更对虚言夸词进行不乏灵感和激情的创造性再传播。而在这一切背后，是专政机器的强大威慑，和独立思考者的悲惨身影。

一九六九年，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年十六岁，说是“六八届初中毕业”，其实只读到初一便“停课闹革命”。我爱作文，伴随我进军营的是一本《革命委员会好》——“两报一刊”祝贺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和各地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我笃信红词红句，还爱慕那些社论标题，什么《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四川）、《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一九七〇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其中一些句子多少年后还能脱口而出，如“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

就在这年元旦后没几天，我目击了一起手榴弹爆炸伤人的严重事故。

那是个阴冷的下午，连队行军来到宝山县海边。许多年后那地方成了“宝钢”。当年是国民党留下的废弃机场。我们在那里进行实弹投掷。

    当兵次年我担任了文书，那天，在指挥投弹的副连长身边，记录每个战士的成绩。海边细雨寒风，我打着哆嗦，不时抽着鼻子。副连长见状，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旧弹坑说：“小钱！到那里避避风！”

弹坑距副连长和投弹者很近。我刚刚跳进弹坑，投弹的战士上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在瞬间发生，几乎不可能看清细节。我只在突如其来的震撼中听见极近的爆炸声，看见两个人腾空而起，接着像被一根铁棍击落到地下。我头脑一片空白，呆怔了几秒后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哭喊着，跳出弹坑，向副连长奔去。

事情的完整经过，是后来经投弹战士的描述和现场勘验，才拼接出来的。那战士是个饲养员，平日忙碌喂猪，很少训练。他很紧张，已经拉了弦的手榴弹脱手落在脚下。副连长扑上去，左手抓起，扔出，但手榴弹在他头顶左上方爆炸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的恐怖经历。我看见鲜血和脑浆，看见被炸断皮带的涂血的手枪，看见被炸成蜂窝状的衣袖，听到惨叫，卷入一片混乱的抢救。饲养员轻伤，幸免一劫。副连长被三个弹片击中头部，经抢救脱险，却终生残疾。

    出事当晚，整个连队弥漫着令人透不过气的压抑情绪。满满一锅米饭，到夜深都没有人碰。有摩托车声由远及近，我被叫出去，师部的新闻干事来找我和一些战士谈话。

我们宿营在海边的村庄，没有电。忽明忽暗的油灯下，新闻干事说：

“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一是一，二是二！”

一些日子后，这起重大训练事故，演化为一个英雄故事：副连长奋不顾身，舍己救人。这不是一般的“爱兵”故事。一年前，毛泽东在“九大”上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我们的副连长，被定为“两不怕”的典型。

新闻干事的长篇通讯在军区报纸刊出。他在采访时让我“一是一，二是二”，但他笔下的副连长，却让我感到陌生：这是个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有很高的无产阶级觉悟。事实是，这位一九六二年从苏州入伍的高中生，最突出的是军事技术强。他当过团里的参谋，军服整洁，爱穿擦得很亮的皮鞋，在连务会上被人批评“清高，骄傲，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想违反上级的戒律，在驻地谈恋爱，找了个上海姑娘。请求建立恋爱关系的报告被党委否决，我亲眼见他脸色铁青，把被打回的报告扔进抽屉。

文章还用副连长的事迹去批判刘少奇。说，手榴弹从拉弦到爆炸只有短短的三秒钟，我们的副连长啊，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用他的英雄壮举，给了刘贼“钟爱自己”的“活命哲学”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当时读到报道的感觉是，钦佩，仰慕！

    我被抽调到团部，奉命以英雄壮举目击者身份到各个连队巡回报告。我问领导：怎么报告？领导说，按照报纸的报道讲！报告题：《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

    我被抽调到更高级的机关——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学习文艺创作。这是我写作道路的起点。我在那里创作和发表了处女作。

    那是一个歌颂副连长事迹的说唱台本。我不仅模仿报纸报道里的“闪光语言”，还对真人真事进行“升华”。我写道，迎着喷薄欲出的朝阳（不是阴冷的下午），副连长率领我们来到海边。他挺立队前，带领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进行战斗动员（不是只做具体的实弹投掷准备）。他高声问战士，前方的靶子是什么（其实投弹无须靶子）？大家满怀仇恨地回答：那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好！”他下令：“狠狠地打！”——当然，此皆杜撰。我用劲咬着笔杆，要“挖掘”副连长的思想境界。我的处女作的标题是《一颗红心永向阳》。

    是的，这是我的“红心”故事。了解“红心”和红色政治口号的生灭史，便不难理解，当我和我的同代人开始写作时，那些成为后人笑料的词语，何以会如此自然地出口成诵。这也是我走进文学和新闻的第一课。命运安排我，刚踏足这职业，就遇到“真话与谎言”这核心命题，只不过多年后才转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奋力前行，并付出代价。

其实也就在“红心”的传播到达巅峰的时候，我和许多同代人自己的心，已经悄悄变色。一九七〇年，我渴望入党而不获批准——因为父母随着文革深入成为“有问题的人”。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自我爆炸”，毛的神像在眼前动摇。

朱学勤曾说，林彪事件后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那些“恶毒语”，将他和下乡的同伴一棒喝醒，而乡间苦况和大饥荒史实，更将他们的左翼迷幻彻底轰毁。朱学勤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李“红心”的秘密》，讲了他的“红心”故事：

在他下乡的村子里，有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妇女队长。报纸记者来采访这位孤老婆婆，搜集了许多感人的事迹（朱回忆，事迹全部真实。如同我的副连长舍身扑救士兵，是让我铭记终生的真实情景）。但记者遇到难题：老人没有名字，像许多农妇一样，她的称呼也是“张王氏”、“李赵氏”之类。记者灵机一动，文章见报前给老人起了个名字：李红心。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无意中窥见了“李红心”品质高尚的秘密：一天半夜，一位住在“李红心”家的女同学听见微弱说话声。悄悄起身，发现“李红心”一个人在屋里，右手在胸前划十字，口中喃喃自语。她在祷告！这位乐于助人的“李红心”婆婆，原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林彪事件后，红色口号，尤其是发源于军队的一整套“高八度”语言，迅速降温。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回落到一九六五年前的水平。一些新的口号——“反潮流”、“破法权”、“全面专政”开始风行。但“红心”犹在，仍配合着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林彪垮了，红心意味着“批林批孔当闯将”；邓小平倒了，红心又意味着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夜间，“深入揭批四人帮”成了红心的标志。毛泽东死了，报纸的大标题变成：《红心向着华主席》！[20]

    朱学勤说得对，“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看看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报纸吧：“几天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普遍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千万面红旗辉映着胜利的笑脸，千万颗红心发出了同一个战斗的声音：‘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21]

“红心”这个词，应当成为人类史的标本。它是强权的另一张脸，崇高而美丽。浸淫于简单化政治中的亿万人，数十年、无数遍口口相传，使这咒语迷幻力日增。红心的“红”是形容词，更是动词，是强人驱动体制运转的动词。这就是为什么，被红其心灵的中国人会如此驯顺地缴出一切，利益与生命，常理与常情，还有爱和诚信。人们被诱导，震慑，裹挟——不只被领袖声威、党国大义，每一个人还被其他人——同学、同事、朋友甚至亲人所裹挟，被语言的声浪所裹挟，更被自己的羞耻感赎罪感所裹挟。“换心术”是暴君得逞一时的秘密武器。而“红心”的淡出，又恰是这三十年“中国奇迹”得以发生的玄机之一。

尽管在红色高棉和北朝鲜它还顽强存活着[22]，但随着改革开放到来，“红心”一词在中国开始真正冷却了。就像在文革前反对“突出政治”一样，邓小平在文革后坚决抛弃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是邓的务实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最重要转变，其意义绝不亚于告别饥饿。当然，历史的钟摆也开始强劲地摆向另一端。物欲横流，逐肉弃灵。是报应？

更确切说，“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轴下，即使越来越多人想找回各自的“心”，也并不受到嘉许。政治动员惯性犹存。“主义”不那么时兴了，可是精神驱使之速效，声音一致之便利，对政治家还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身居高位的大奸巨贪，也每每口吐红言。“红心”尚未绝迹。它的同义语——“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以德治国”等新说法，仍飘来耳畔。然而时移世易，尽管权力还时有闯入人们内心世界的冲动，但已不再无所忌惮。真正的思想自由还在远方，但杂色斑斓的个人精神领域已经开始隐然成形。毕竟，“红心”等一整套政治话语，连同它们的语境、语义、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红”——崛起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民粹型极权主义政治文化——这个最根本的语源，彻底变异了。

有部德国电影，名叫《Good-bye,Lening》（《再见，列宁》）。我对这块化石说：

别了，“红心”！

 

二〇〇八年清明写于香港大学

 

1.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粮食生产这几年来连续增产，而需求增长并不大，所以供需基本平衡。短时期内没有粮荒之忧。
2.粮食涨价已经不可避免。这主要是石油涨价导致的。油价上涨推高了粮食生产成本：首先是推高了农业机械的使用成本，其次化肥和其他农用化工产品也跟着涨价，再次是农资和粮食的运输成本也大幅上升。更要命的是，通过生物燃料技术，粮食市场与石油市场已经产生了连动效应，油价一动，粮价也跟着动。从石油与粮食这两个期货市场原来的关联度很低，现在关联度正在密切起来。看今天世界经济的走势，油价往下走的可能性很小，所以长远来看，世界粮食价格将持续走高。高粮价时代正在来临。
3.中国问题。中国政府已经人为隔断了国内粮食市场和国际粮食市场（限制小麦和稻米等的进出口。大豆除外，因为中国无法自给。），并且对米、面进行了限价，目的是不影响广大低收入家庭的吃饭问题。但和中国政府的其他限价政策一样，都是慷他人之慨。限价政策的实质是拿农民的收入补贴低收入家庭。限价政策导致初级粮食产品价格不涨反跌（保护价涨一点不过是毛毛雨，屁用没有），但农业生产成本始终与国际市场联动，价格一路上涨，长此以往，将导致农民不愿种粮，最终影响供应。
所以，限价终非长久之计。要提高未来供应，最终要放开终端农产品的价格。这样将影响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国家应该考虑补贴。

卡罗琳-皮埃尔和丈夫理查德-雅克育有三个子女：女儿梅丽莎，大儿子布莱恩和小儿子EJ。
2007年1月初，卡罗琳被确诊患了唾腺癌。
死亡以医学所预言的精确节奏，一点点剥夺卡罗琳的生命。卡罗琳和家人都知道她将不久于人世。
《康科德箴言报》摄影记者Preston Gannaway进入这个家庭，记录这个家庭在卡罗琳去世前后的变故。
发表出来的图片故事题为Remember Me，获得了2008年度的普利策奖。
点这里，看这个故事 

香港媒体报道，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赵婧天向中央上书，要求将中南海新华门两侧标语改换成具时代精神的内容。赵婧天认为，她认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是文革式语言，既不合科学也不合时宜。“万岁”一词多是封建社会臣子、臣民为讨好皇帝而惯用的一种拍马屁用语。而且，毛泽东很多言论都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她建议新华门两侧标语改为“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继续解放思想、扩大改革开放！”和“必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中国的和谐社会！”她还建议，“为了中国的和平统一”，希望把孙中山的画像与毛泽东的画像并排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据报道，中共政治局曾开会讨论此事。

来源：1510报童

 

 

吴稼祥的文章中有两个有趣的故事。直录如下：

包括经历空中惊魂的乘客在内的纳税人所奉养的公安和检察机关，你们在哪里？

如果这样的事情可以不了了之，试问：

建筑民工为了讨要合法工资，可不可以绑架业主？

拆迁户为了获得合理补偿，可不可以抢劫银行？

××功为了实现他们的信仰自由，可不可以烧死一个无神论者？

这些假设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大家知道，实现我们自己的正当要求，不能以牺牲无辜者为代价。

不然就没有游戏规则可言，生活就会黑社会化。

但东航的飞行员却罔顾这条底线。可见拒绝大部制改革的民航总局的管治是多么失败，也可见股权转让一直不顺的东方航空的公司治理是何等糟糕。

闾丘露薇在1510上贴了一篇文章：溫總撐股市,談三通,論西藏，全文如下：

正在老挝訪問的溫總,早上如常外出跑步,也如常接受了在酒店大堂等候的香港媒體的訪問.他談到了三個問題,首先來看看股市.

這是大家都非常關心的,因為在之前兩會之後的總理記者會上,我知道有不少記者都希望詢問關於內地股市的問題,但是卻沒有機會,最後,在記者會結束,溫總和台下的記者握手的時候,有記者追問,結果總理的那一句,"我們會密切關注",引發了市場不少的猜想.也許是因為這樣,他很樂意談關於中國內地股市的問題,因為他說,雖然他希望香港股市能夠平穩發展,但是對於香港的情況不方便評論,倒是對於內地股市,他有話要說.

他說,"政府是要努力促進股市平穩健康發展,因為一個健康的可持續的資本市場對於中國經濟發展最終是有力的.政府的責任就是,第一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避免出現大起大落,集中力量解決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突出問題.第二,要通過法治,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場環境.這樣既能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也保障股民的利益.我曾經講過,儘管我們面對經濟上的困難,但是中國的基本面是好的.美國次按,美元貶值,石油價格居高不下,都對中國的經濟造成影響,但是中國經濟有一個獨特優勢,那就是我們有一個巨大的市場.我們剛開的兩會制定了社會經濟發展方向,我相信,中國經濟發展了,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解決了,中國股市也會好起來的."

很明顯,溫總在為中國內地的股市打氣,消息人士說,制定政策是相當敏感和複雜的問題,政府確實在密切觀察,不想貿然出台政策,但是同時也希望,投資者不要對中國的股市喪失信心.

至於這番講話是否能夠真的提振投資氣氛,只能用這個詞:拭目以待.有的信心是可以靠提振的,有的信心是需要數據支持的.中國的股市依靠那些?應該兩者兼備吧.

另外,溫總也談了兩岸三通,他說,其實三通是大陸方面先提出來的,這是兩岸民眾都盼望的事情.這是馬英九當選之後,大陸方面的領導人首次回應馬英九提出的開放三通的建議.溫總強調,除了三通,還有就是儘快的恢復和談,當中包括三通.

當然,現在最熱的話題,還是西藏.溫總提出了幾個點,首先,要看清楚這次事件的性質,這是違反中國法律的犯罪行為,受害者,包括藏族同胞.第二,希望各國政府還有媒體要客觀中立的看待這次事情.這是中國自己的事情,中國有能力解決.而西藏目前的局勢基本穩定,社會秩序正在恢復.第三,和達賴通話的渠道是暢通的,他特別希望達賴能夠發揮影響力,停止在西藏出現的暴力活動.而只要達賴承認西藏和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份,就可以對話.第四,提出包括五個堅持的西藏政策,包括堅持西藏民族自治,堅持改善西藏民生,堅持西藏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堅持保護西藏文化,還有就是堅持保護西藏的生態環境.

從溫總的談話,可以看到,政府相當明白這次事件,雖然指出是達賴集團所為,但是也聽到達賴在事件之後的不少表態,特別是對集團內的激進派的態度.只是,達賴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激進派會不會孤注一擲,還是那個詞,拭目以待.

我认为红笔标出的部分是不严谨的，所以回复说：

很明顯,溫總在為中國內地的股市打氣",闾丘写得太主观。“打气说”这是你个人的判断，其实温总的表述一点不“明显”。记者并不是全能的，政府对股市的态度，尽管有一般政治性的判断，但也有经济决策中许多具体而复杂的考量，不好通过一些比较含糊的话做简单的推测。这样容易导致失真信息，误导读者。

对我的这个回复，闾丘回复说：

我这样写自然不是自己的判断,只是不能透露来源,但是结果发现,不同的人会有不同解读,所以未必达到预期效果

这个解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我又说：

我与闾丘的分歧，看上去是经济形势的判断不一样，其实是对新闻的理解不同。

 

“周老虎”的老虎皮一层层地被热心的网民剥下来之后，怀疑的目光没有止于这只苍白的死老虎，而是投向了活蹦乱跳的“刘羚羊”。和出自不谙器材的猎人周正龙之手的虎照不同，藏羚羊的照片是专业人士制造的，还得到过来自传媒业内的表彰。照片出笼的时候被当作是难得一见的好新闻，但终于被网民证明，它和“周老虎”一样，是不折不扣的假货。

两件事的结局各异，然而同样不堪，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视觉谎言的世界上。很多人都忧心忡忡，认为数码时代的新闻照片太容易作假，因此不再值得信任。事实又如何呢？

photoshop这样的软件确实使造假变得更加容易了。也常常听说某某新闻照片是“PS”的产物。2006年8月，路透社的摄影师阿德南·哈吉就被爆PS过两张新闻照片。虽然摄影师立刻被勒令卷铺盖走人，但路透社这样的名门正派都贞节不保，难怪有些人会想，自从进入了数码时代，假照片就流毒天下，以至于把“真实”做为目标的新闻摄影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这种想法有一个流行但是根本错误的前提。在假货横行的中国，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会不会造假取决于造假的难易程度。但事实上，技术从来不是决定产品真假的关键。一个行业会不会假货横行，并不取决于造假的难易，甚至不取决于这个行业的道德水准，而是取决于制度是否能够有力地约束造假行为。

有一件事情大家不大了解。在胶片摄影的时代，造假要比使用photoshop难上那么一点点，但假照片同样比比皆是——说不定比今天还要多——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米兰·昆德拉曾经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2月，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宫殿的阳台上，向聚集在老城广场上的数十万公民发表演说。哥特瓦尔德的同志们簇拥在他周围，而紧靠在他身边的就是克莱门蒂斯。正下着雪，天气很冷，而哥特瓦尔德头上什么也没戴。克莱门蒂斯关怀备至地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在戈特尔瓦尔德的头上。宣传部门复制了成千上万份戈特瓦德站在阳台上向人民发表演说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戴着皮帽，周围是他的同志们。四年以后，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立即让他从历史上消失了，并且自然也从所有的照片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从前站着克莱门蒂斯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宫殿的一堵空墙。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只剩下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一顶皮帽。

克莱门蒂斯的命运是对摄影领域内“真实”两个字的讽刺，而这样的讽刺，又何其多哉。有人甚至专门出过一本书，讲前苏联的宣传部门如何根据形势需要，修改政治人物的合影。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消失的人民委员》，亚马逊网站上还有卖。

看过这样的书，知道在暗房时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会知道，造假的关键绝不在技术的难易。如果制度暗示、鼓励或者强迫摄影师篡改、编造和说谎，不管技术上有多难，都会有人迎难而上。如果造假就意味着自绝前途，不管造假多么容易，摄影师都会有操守得多。

如果说胶片时代和数码时代有区别，有没有互联网或许是最大的区别。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改头换面甚至大变活人……但凡photoshop今天干过的事情，都有人在暗房里面干过。没有互联网，普通人不了解其中的奥妙，而知道其中奥妙的人，又不能让自己的意见周知。假照片不被揭露出来，就不会有公众的抗议，没有抗议，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谎言就没有顾忌，就敢于重复——谎言重复一千遍仍然是谎言，但上当受骗的人会多很多。暗房与photoshop的区别，小节而已。

因此，技术的进步带给读者的，毋宁说是福利。用过电脑的人要远远多于进过暗房的人，有利于我们保持警惕。有一些看上去很神奇的视觉效果，比如说藏羚羊在火车经过的时候列队穿过铁路桥，很容易就会引起怀疑（装糊涂除外）。如果是胶片时代，除了少数了解暗房的专家，一般大众也许就在一阵咋舌惊叹之后，把照片上的情景当作和谐社会的祥瑞之兆，信服并且四处传播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