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读书》一定谈文风，至少我觉得未免无聊。要看老《读书  》的文风，可以去看《万象》，即使《万象》关门了，我相信，这样的文风也不会死绝。这就是自由市场的好处。有些反对《读书》立场的人，自命为相信自由市场，但一开口就说反对《读者》的文风，难道不自觉是个嘲讽？

最近10年来，《读书》想像中的读者和之前20年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知识分子。可是“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意思，却和《读书》的文风一样，10年里变了很多。这本杂志好像是站在一块流动的沙丘上发言，面前的人事，看似明白如昨，其实已经物是人非了。

《读书》的编者最近将杂志10年以来的部分文章编选成册，厚厚的有六本之多。选本的主旨，包括编者最重要的用意，《读书》的主编汪晖和黄平有总序加以阐发，一言以蔽之，这本杂志10年所做的工作，以“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也是选本之一的书名）为最重要。

“重构”、“我们”、“世界图景”：在这些个祈使句里，大多数词语都需要仔细推敲，弄清楚它们确指的意思。10年来，许多曾经被看作确定不移的东西，都已经像老年人的牙齿一样，可以朝好几个方向动摇。能不能清楚地界定言说的边界，能不能用清晰的线条描述思想的轮廓，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成了考验态度是否真实的试金石。

“我们”这个复数称呼保留着1980年代知识群体自我认同的遗风。但事实上，“我们”在过去10年里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分化。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过去的10年，是争论和争议不断的10年。《读书》是争论的重要场所，也是争议的对象。

争议中最重要的话题是“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在最近30年里突然提速了，一部分人希望中国借助这一外力，成为以法治、自由市场、民选政治和城市生活为基础的国家中的一员，另一部分人则对借全球化上位的路径心存疑虑。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垮台之后的现实，让他们看到了快速上位导致国家崩溃的反面教材。

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我们”眼里的“世界图景”越来越不相同。这里的“世界图景”，与其说是指当代世界的真实面目，不如说，是我们脑子里的那个世界的景象，一种与历史地理和国际政治有关的知识体系。

近代以来，西方是这些知识的主要提供者。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反思知识体系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好像成了反思真实世界本身：“《读书》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展开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讨论，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突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创造的种种历史幻觉。”

编者说，“九十年代初期对于全球化的热情”，“部分地植根于对于西方的想象”。他的意思是，不要太迷信这套西方人提供的知识体系/“世界图景”。须知，在这套“世界图景”中，包括“我们”在内的东方，是被描述的对象，是客体、“他者”。“我们”与“他们”，难道不是空间上的并列关系吗？为什么在这一“世界图景”中，“我们”与“他们”，成了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呢？为什么东方一定要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取向上，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呢？“他们”的制度和价值，真的适合我们呢？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已经有过的历史，“我们”在全球化之前创造的文明，那些与“他们”不同的历史和文明，又当如何评价呢？要把“我们”变做“他们”，是否可能？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得与所失，又能否平衡呢？

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尽管《读书》提问的方式常常高高在上，有时候强作解人，让人心生不快。这种提问方式也不是他们的发明。至少在1910年代和1980年代，我们两度见识过——我们今天称之为“启蒙运动”的那种提问。

与1910年代和1980年代相比，《读书》的启蒙工作大异其趣。前两次启蒙的工作是破除“中国中心论”（文明中心论或革命中心论），要张扬的是“西方中心论”；由此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时代潮流。《读书》的启蒙，是要“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重构1980年代乃至全球化以来的世界图景，要“去西方中心化”。这是一次“反启蒙的启蒙”。它引发的不是时代潮流，而是争论。它变成了知识界分裂的脚注。

正如汪晖所说，1980年代那个“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尺度的‘共识时代’已经消失”了，启蒙正身处“无物之阵”。失去对小城市和乡村中国的小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之后，《读书》的话题和读者都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不管是基于真实的观念分歧，还是基于自大情绪，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很难接受这种过时的启蒙的姿态。

听到杨德昌的死讯，我想起第一次看《一一》的情形。有两三次，几乎以为电影已经结束了，但故事却不知疲倦地继续了下去。对大多数人来说，杨德昌赋予一部电影的时间太长了，但是，上天赋予给他的时间，却过于短暂。

很难说一部电影的正确时间是多长。《一一》要讲的故事那么多，也许三个小时并不能算太长。不管怎样，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现在，《一一》成了杨德昌最后一部作品，我私心里想，长度再也不会成为这部电影的问题了。

这些年杨德昌拍电影的频率越来越低。有消息说，他罹患结肠癌已经有多年，但是不想让外界知道病情。他一直住在美国好莱坞旁边的比弗利山，这几年与台湾电影界的交往并不多。在大陆，很多人甚至慢慢把杨德昌这个名字忘掉了。即使在台湾，他的电影也绝没有他和蔡琴的婚姻那样家喻户晓。可是他死了，萧条的台湾电影的景象，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惨淡。这就是他的地位，和台湾电影的宿命。

他的地位和台湾电影的宿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侯孝贤、杨德昌和蔡明亮，在过去30年里，这三个人共拍了35部电影，成为台湾电影最重要的代表。尽管没有一部电影的票房，能够超过琼瑶的言情片。但这30部电影奠定了台湾电影在国际上的地位。杨德昌更与侯孝贤一起，在电影里创造了一种只属于台湾的地方风格。法国电影、日本电影和伊朗电影都有不可替代的特质，台湾的电影也有这样的地方风格。少数艺术家决定了一个社群能对人类文化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尽管他们的作品是作者化的、强调艺术性，自然也是小众的，却并不因此失去其重要性。

杨德昌有侯孝贤一样强烈的知识分子气质，拿电影探讨台湾的历史变化对个人命运产生的影响。但他不像侯孝贤那样，一直为逝去的时光怅然若失。台湾的历史在侯孝贤的电影里，永远是一个过去式。杨德昌则坚持1980年代的选择，诚恳地关怀着台湾人当下的烦恼，不厌其烦地刻划人性如何在压力下发生变形。

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一一》，我们可以看到杨德昌理解中的人性。这两部电影里有一个相似的情节，一个内向寡言的男孩子喜欢一个外向果断的女孩子，目睹她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后，他用最激烈的形式——杀人——表达了自己的爱。侯孝贤的电影异常安静，杨德昌理解的人性虽然有恒常的一面，引爆之后却会变得面目全非，充满了暴力和戏剧性。

在《麻将》这样的电影里，杨德昌显示了他对中国人的性格独到的观察和精妙的嘲讽。这大概和他长期在美国生活的经验有关。这个主题我们并不陌生，李安在“家庭三部曲”里（《喜宴》、《推手》、《饮食男女》）里，就一再地表现过。杨德昌最早到美国学计算机，后来却转行做了电影。这和李安正好相反：李安穷途末路的时候，曾经想过放弃电影，去学计算机混口饭吃。

在高产的1980年代，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形成了自己平静的、以长镜头为主的电影风格。这种脱胎于欧洲，又受到日本电影影响的风格，对观众的耐心是一个考验。他们坚持不受市场的左右，因此在艺术上取得了公认的成功，但也导致了台湾电影在商业上的无所作为。现在，在台湾拍电影越来越困难。蔡明亮至今还要依靠政府提供的资助拍片。有人认为他挤占了年轻人的机会。这是个极其尴尬的批评。当观众们抱怨《一一》的时间太长时，我想，这尴尬杨德昌肯定也感受得到。

侯孝贤要国际化得多。他是杨德昌的同龄人。最近几年，侯孝贤额头的皱纹明显增加了，喉头的皮肉则变得松松垮垮。容貌上的变化，让侯孝贤看上去更加可亲。2005年，小津安二郎诞生100周年，他受日本邀请，导演了纪念影片。不管从哪个角度说，他将没有争议地变成东方的电影大师。然而，不管是是不是大师，衰老和死亡，终究是谁也难以逃脱的宿命。杨德昌死了，侯孝贤应该要寂寞很多。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亚洲专栏，因为我将在近期退休，离开工作了39年的英国《金融时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总结我多年来报道、评论亚洲事务所得到的一些教训和感想，并破除那个奇怪的神话。我还将冒险做几个预言。

首先，并非整个东亚都是经济奇迹：当今所谓的亚洲经济奇迹，完全就是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本世纪以来，中国贡献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在内）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表现令人失望的国家多得令人吃惊。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仍在努力从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中复苏。地区第三大经济体韩国正在困境中挣扎；台湾和泰国的表现也远低于它们的潜力。

其次，中国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始终不变的是，共产党依然坚决地保持它对权力的垄断。实际上，其领导权的政治合法性，取决于它能否让尽可能多的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那个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正如在中国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时，即便对那些当权者而言，试错法也是一个谨慎的选择。这是投资组合理论在政治上的应用。其中最重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最终将从政治上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

另外两个因素，使得治理中国变成了一件很悬的事情。其一，是中央政府一直试图控制那些“不听话”的地方官员——他们为了让自己管辖的地区和自己更为富有，在执行中央指令时往往过于流于表面。其二，是既得利益群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在一个改革不彻底的领导层的管理之下，既得利益群体正在更强力地维护自身利益。游说政治如今在北京的重要性，至少已和华盛顿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很难解读中国政治的原因。

第三，经济支配亚洲外交。在这个因不信任和历史积怨而分裂的地区，贸易和投资（特别是以跨境生产网络形式出现的投资）所创造的相互依赖，是地区稳定的最强大支柱。不管政治分歧有多大，亚洲国家从未允许它威胁到它们共同追求的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鉴于外交选择有限，人们只能寄望于经济逻辑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期望亚洲不要遭遇像诺曼•安杰尔 (Norman Angell) 1913年预言一样的命运。安杰尔当时曾预言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至于互相之间不可能发动战争。

第四，即便亚洲有可能组成一个紧密整合的经济集团，那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国家之间相互怀疑之外，中国和日本（或许还有印度）在地区影响力方面的竞争，使得它们难以达成重大协议。此外，亚洲各国在主权方面的高度戒备，以及许多国家内部制度的虚弱，阻碍了进一步整合所需的制度性合作。

第五，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性被高估。北京在全世界的多数外交举措，首先是受到经济需求的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在能源及原材料供应安全方面的需求。中国能够抢到美国前面，更多是因为华盛顿相对而言忽视了必需的政治营销技巧。

真正有效的软实力，其基础是内在诱人的国家理念、原则和价值。尽管布什政府已经肆意地浪费了那些资产，但我猜，如果有选择的机会，多数亚洲人仍将选择失去光泽的美国梦，而非当代中国严厉的约束、无情的唯物主义和精神贫乏。

第六，在亚洲眼中，欧洲只是一个产品销售市场和奢侈品产地，除此之外，欧洲与亚洲并不相干。在欧洲，那些幻想亚洲未来的发展将基于欧洲“模式”的人，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我们将发现，亚洲唯一愿意拥抱的欧洲模式，乃是模特的猫步。

第七，西方对制造业转向东方的抱怨将减少。如果你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依靠土地和土地之下的东西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才是你的选择。自动化正在减少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竞争残酷，而且真正的高额利润处在生产设计、营销和品牌推广等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从中国到印度，所有企业都渴望超越敲打金属的简单业务。

第八，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多数亚洲政府都梦想创造一个有能力进行基本创新的“知识型”社会。然而，正如韩国的伪造人类克隆等丑闻所显示那样，它们前面的路还非常遥远。几乎所有出生于亚洲的诺贝尔科学桂冠的得主，其所获荣誉都源自他们在西方的工作，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偶然的发现，而且强烈地挑战现有秩序。但是，即便在那些强权政体不惩罚此种行为的国家，恪守等级的态度和归顺服从的传统，往往培育出知识上的因循守旧。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并非高额科研预算就能完成的。

在过去28个月中，这个专栏让我得到了作为新闻从业者的最高特权，亲眼见证了一段正在形成的历史。它很刺激，经常令我惊讶，有时有趣，有时滑稽。我也经常从读者的智慧中受益。其中一些读者成了我的朋友。祝他们好运。也祝愿亚洲好运。(By Guy de Jonquieres)